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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只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所以，人民對法律產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所以，對法律只有產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續說:“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我說。

“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爭取，不是隻坐著等政府來改善。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汙染如此，對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司神父慨地說:“歸究底是，中國人民並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爭、貧窮、外侮、內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界上別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復興，為什麼中國不能？”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殷。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復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標，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循環（viciouscircle）。”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致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別人是怎麼活的。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說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他從書架上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臺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

“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臺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牴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了。這次在我來臺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臺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偽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著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而且互相支持著護衛著我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說:“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內，惟我獨尊，閉鎖的心態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收科技時，中國在內政上矛盾與衝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和本相比較，本可就有計劃得多。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試考‬，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換。本則不然，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第四，中國民族不如以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列人則還擊力（fight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惟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舉世無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勳，並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正因此，二次戰敗後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復興的軌道。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德國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復興得慢，實在是有以致之。”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的。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與好奇。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到利瑪竇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後到中國的種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道《賽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紐約》，應中國留學生邀宴的文章。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佈，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頓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吃人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丟中國人臉的事，他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的書。司神父對這些留學生的意見，到異常震驚，他說:“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滸傳》是中國人的恥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慾，都有人的黑暗面？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惡的人物、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這種‘自欺’（self-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矇騙一切真相的本原因。”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中國人當他們一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於外能力。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家。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人近代紛亂迭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何？”

“中國人的確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清楚。”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躋身於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處，偶然才和上社會的中國人打道。我發現上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人士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中產生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責任，應採取變革，竟毫無概念。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變。”我想起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高昂地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並不是完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神，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殷勤，實在是令我心折，儘管他們語言魯，但，在我的面前，他們從不失和纖細。”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受過很強烈的反對。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雖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但，卻後繼無人，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我會開玩笑地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你說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