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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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我所在的华为美国研究院解散了。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打与全面封锁，总部决定将成立刚刚一年多的华为美国研究院搬迁到加拿大。搬到加拿大涉及到诸多前期工作，如总部选择、办公地点租赁、地方政府许可等等前期工作，都由国际部的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我这个院长反而没什么太多的事。我负责筹建美国研究院时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似乎是一夜白了头，可是刚刚才运营一年多，就被迫迁往他乡。老板决定给我一个月的假期，让我回国好好休息。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82年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父亲利用关系让学校公派我前往美国北卡州立大学（northcarolinastateuniversity）深造。

硕士毕业的那年，我对前途一片渺茫，我不知道是该回国工作还是继续攻读博士。

后来父亲来过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希望我继续攻读博士，并隐晦地提出希望我将来能在美国留下来工作，至于公派之后的遗留问题由他来处理，因为当时南大的一个副校长是父亲的同学。父亲被文革搞怕了，尽管没受到多少迫害，但内心总是有点忐忑不安，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片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收到父亲来信之前，我已打算回国。倒不是因为我有多国，而是因为没想好读什么专业的博士，推荐信也没准备，加之公派的时间也到了，就包包扎扎准备回国，甚至房租都只付到当月的月底。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后，我则更加焦虑了，父亲不建议我回国，可我又如何申请博士呢？

那天我在超市里买了一些牛、面包、果汁、蛋、蔬菜等等一大堆东西。

既然不回国，先把生计解决好，再考虑读博士的事。

刚出超市，前面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头也拎着两个大袋子，歪歪扭扭的要过马路。不知道什么回事，那个老头被拌了一下，直地就摔倒在地上。我吓了一跳，丢下手中的食品袋，赶紧跑过去扶起老头。（那时不知道后来的彭宇案，义无反顾地跑上前去。）哪知老头竟晕倒在地，不能说话了。我父亲是医学院临医学教授，重点是心血管疾病。我一看，就担心老人是不是有高血，急遽摔倒可能导致的脑出血。我稍稍抱起老人肩部，赶紧向旁边的行人呼救。很快911来了，我陪着把老人送进了icu.老人无法说话，我只好充任了老人的亲属，负责医疗相关的一切事宜，甚至刷了信用卡做担保。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救死扶伤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最应该做的事，这句话时时刻刻牢记在我的心头。

经过icu近6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来了。主治医生对我说，老人是轻度的脑梗引发的脑出血但出血量不大，幸亏抢救及时，经过手术之后，预后较为乐观。

在老人（老人其实岁数不大，大概60岁左右，白人往往看上去比黄种人老不少）病前，老人给我写下了孩子的联系方式，我很快找到了他的家人。经过三周的休息，老人顺利康复出院。我那时反正也没事，每天除了写自荐信、找导师写推荐信、联系大学申请博士外，就到医院去看望看望老人，陪他聊聊天。临出院前，老人看到了我手中写的自荐信，就问我，今后是不是想去读博士？其时他已经知道我刚刚硕士毕业。我就把父亲来信的想法给老人说了一下。老人大概也对中国的文革略知一二，沉了一下说:"要不，你到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读博士吧？"我说:"我很想，可是我不认识任何人，而且杜克是名校，我担心申请不上。

"老人和蔼地笑了笑说:"年轻人，我看好你，你有一颗善良博的心，你的未来一定会美好的。我已经给你写好推荐信了，你现在回去就好好准备，9月份开学的时候，直接去杜克大学计算机系报道。"9月份，当我怀揣着老人的推荐信踏进杜克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老人原来是杜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后来老人就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再后来，老人因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道德水准，荣任杜克大学校长。作为老人着力栽培的得意门生，我博士毕业后被老人直接推荐去了intel，其时片设计部门的老板是老人的学生。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后来成为了intel的首席科学家。由于是公派出国，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敢回国，担心学校为这事找我的麻烦，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尽管父亲帮我已经摆平这件事。后来我在美国拿到了绿卡、护照，娶生子，生活稳定。随着我在科研上的成就越来越高，多年没有联系的母校主动邀请回国参加学术。由于美国对片技术的限制，每次回国，我的电脑和手机都会被fbi临时没收，并给我提供新的电脑和手机。尽管如此，我还是恪守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没有将企业的核心和前沿的技术予以透，但即使这样，我讲述的很多内容在国内仍然受到热烈的，中国在片设计和制造方面实在是太落后了。

2016年，相多年同在intel工作的子罹患抑郁症跳楼离我而去，斩断了我对intel的最后一丝挂念，我决定离开了工作近三十年的intel，投入华为怀抱，帮助华为筹建美国研究院。一方面是我发现，我现在尽管在intel身居要职，但开始越来越难以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因为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越来越严格，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连我们这些已经拿到美国护照、在美生活多年的能够接触到美国最新技术的华人都被纳入到管控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华为给我开出了远高于intel的年薪，我觉得是时候用我的经验、技术，为华为的片设计做点贡献了，也算是间接为祖国做点贡献吧，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华为美国研究院在硅谷投入运营，但现在就要搬迁到加拿大去了，我则带着一个月的假条回到了中国。孩子们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决定只身一人回国。

父亲和母亲已经退休在家，在乡下买了一块宅基地和一片小院子。父亲是医学院教授，平时没事干的时候就给周围邻居提供提供疾病咨询和养老保健；母亲原来是林业大学教授，小院子里自然是花团锦簇，瓜果蔬菜，一应俱全，周围邻居遇到种植上的问题也都来问问母亲。所以，父母亲退休之后，倒也忙得不亦乐乎。

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和我说:"小勇，我和你母亲最近想去当年我们下方的地方看一看，我们离开那已经四十年了。"我略一琢磨，知道了父亲的心思。父亲现在年事已高，去无多，去那儿回忆回忆当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时奋斗过的地方，也算是对这段历史一个代吧。

我说:"好！"

"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悄悄地去吧。"父亲叮嘱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车，带着父母一路向北，去重拾四十年前的记忆。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据泽东《五七指示》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实际上是"变相劳改"的场所。1979年2月"五七"干校停办。

不到十点，我们就到了离南京差不多近200公里的苏北五七干校。如今乡下已经是柏油路、水泥路四通八达，但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农作物依然不改四十年前的模样。离开国道不到十公里，我们就进入了一片林场，中间是窄窄的通道。

父亲突然兴奋地说:"看，这些树，还是我当年参与种植的呢。"母亲也说:"嗯，是啊，那些地都是在我的指导下实现开荒种植，第二年就结出了果实的。"父亲母亲一路兴奋地指着这片地，回忆那片树，不停地谈着。等到穿过这片树林，拐过弯，越过一座石桥的时候，父亲说:"儿子，停下来，我和你母亲慢慢走过去吧。这座桥也是我们当年参与修建的，过了这座桥不到一公里，就到了五七干校了，你去前面等我们吧。"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沿着窄窄的水泥路面慢慢向前走。我开着车一路向前，前面不到500米，我看到了一个丁字路口，正面一个大大的石头标识牌:五七干校旧址（左拐500米），红战校旧址（右拐500米）。（红战校是红卫兵战斗学校的简称）。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战校的那一年多的学习经历，鬼使神差我直接右拐去了。

红战校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依稀保留着当时的模样，那条当初将学校分为南北两个校区（高中和初中校区）的河依然在淌着。驱车沿着河边道路，很快就进入了学校。学校四周已经建成了围墙，分布着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大会堂等等，可惜这些建筑已经是全新的了。沿着学校中心的一条道向北，我来到了最北面靠近河边，往右拐，终于我看到了一排平房。天了，那是悉得不能再悉的平房。红的砖瓦、绿的门框、原木的木门，一个一个的房间，当年就是我们初中老师们住的单身宿舍。沿着平房一直往前走，走到了最边上，我终于看到了我魂牵梦绕很多年的地方。多少次梦里，我曾经依稀来到这里，看到了我最最亲的孟老师。她笑着看着我，手里拿着教案，微风吹她额前一缕长发，她优雅地伸出纤细的手指捋了捋。可当我动地伸出双手去拥抱她的时候，她却倏忽不见了。

我看着锁住的门，上面已是破败不堪；锁头已经生锈许多，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我抵近窗户，斑驳的窗户上面的玻璃已经沾了灰尘，似乎在诉说着过去，房间里什么都看不清。突然，我看到了窗条上系着的一红绳子，由于岁月久远，红绳子几乎腿了颜，但能依稀看到当年红的底子。我猛地想起，这是我和孟老师的一个约定:今后，如果她有机会离开了这所学校，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的时候，她在临行前一定会在窗条上系一红绳子，并扎得紧紧的。有一天我学成归来还来看她的话，如果看到了红绳子，一定要去找她，因为她永远忘不了我。

我一个劲步冲上前去，伸出手指，慢慢解开这段红绳子。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晒，绳子已经脆了。我还没解开扣，绳子就融化在我的手掌中，一阵风吹来，红绳子近乎风化的碎片随风飘开来，糊了我的双眼。在泪眼朦胧中，我依稀回到了1976年的夏天。

那年夏天，经过父亲的斡旋，我和姐姐从南京来到了父亲和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一家人经过多年的分散终于团圆。父亲和母亲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臭老九，1972年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顺便说一下臭老九的来历:"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读书人排在第九位。而"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故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厌恶，那时多宣传知识无用论，费了近两代人的青。）父亲和母亲来到"五七"干校之后，刚开始还要参加劳动。可没几天，他俩的专长就得到了发挥。据父亲回忆说，他到干校不久，干校校长的儿媳妇在家里临产，来不及去医院，我父亲这个临医学老教授临时充当了一回妇产科医生，顺利安全帮助校长抱到了孙子。校长自此对父亲另眼相看，父亲除了周参加一些必要的种树、修桥的劳动外，就成了干校卫生所的专职医生，一方面帮助干校的赤脚医生（注: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上课，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在这里改造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看病，当然父亲也成了干校领导的御用医生。那时虽然全国都在鼓吹知识无用论，但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当地淳朴的老百姓对父亲这样的医学院教授甚是尊敬。而母亲因为是农学院教授，很快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指导农民们如何种植提高产量，得到了干校领导和老百姓的认可。自此，父亲和母亲在干校混得还算不错，和校长私教甚好。他们除了劳动工作外，校长还定期给他们送点内部的参考书，一些下放改造的老教授也会给父亲母亲一些他们偷偷带来的书籍，让我有机会能看到大部分孩子看不到的文学、历史作品，甚至一些内部翻译的参考资料。自此，我的骨子里种上了善良的基因。

1976年过后，经过父亲和干校校长多次沟通，干校校长终于和临近的红战校校长谈妥，暑假我和姐姐就可以来到干校和父母一起生活，开学后分别去红战校借读初三和高二。

那年暑假，我在干校没啥事，就天天读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四大名著，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前苏联的、法国、英国的作品。尽管我喜读文学作品，但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仍然选修了数学，因为那时的论调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有一个论调就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是接班人。我的英语严格意义上是到美国之后才开始学的，到现在口音都很重。

8月31，我和姐姐前去学校报道，领到了课本。回到家，父亲认认真真用旧画报纸给我们仔细包了书皮，关键是要在封面处还要折叠成两个直角，这一包就是一晚上。不像现在，直接买塑料封套，几分钟全部搞掂。速度快了，却少了一份对书本、对知识的尊重。

9月1开学第一天，我竟然意外迟到了。母亲一早去地里指导农民种地（自己是不用干活的），父亲也随着去锻炼锻炼身体，帮我和姐设置好了闹钟，可惜闹钟不知道啥原因没响。等我气吁吁跑进教室时，第一堂语文课已经开始快十分钟。

在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站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转头看了我一眼。从老师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威严，但纯洁的目光，致的五官，凹凸的身材，配上干净的黑布鞋，尤其是一齐肩的黑辫子。我看到孟老师的第一眼，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