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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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和风格。这些个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受到它的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跳地投人到广州一接一的生活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左右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的照片”而倍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

更何况，广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说那么，让我们走进广州。

一、怪异的城市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到怪异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等等。这些城市多半不会使你到奇异陌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坚持自己狭隘的地方文化习惯，那么，你其实是很容易和这些城市认同的。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觉往往都很强烈。第一是眼花缭，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乎乎、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得明白。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的独特，衣着是那样的怪异，行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你心里发怵。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内地人称之为“鸟语”并说广州的特点就是“鸟语花香”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隔膜之处。因为语言不但是人际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个人获得安全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如果被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包围，他心里是不会自在的。幸亏只是“鸟语”如果是“狼嚎”那还得广州话听不懂，广州字也看不懂（尽管据说那也是“汉字”）。你能认出诸如“呒”、“(口甘)”、“(口既)”见过“(口者)”、“叻”、“(口岩)”之类的字就算你认识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词。比方说，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也许会懂得什么是“巴士”什么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却不一定懂得“的士够格”（决非出租车很够规格的意思）。至于其他那些“士”比如什么“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贴士”、“晒士”①之类，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极骨”前些年，广州街都是“钅及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现在不大能看见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广州街都是骨科大夫，却又不明白疗伤正骨为什么会“立等可取”而广州的骨伤又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所谓“钅及骨”不过就是给裁好的衣料锁边，当然“立等可取”；而所谓“又靓又平”则是“价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广州人偏偏不按国内通行的方式来说、来写，结果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结果，一个外地人到了广州，往往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们的菜谱:猪手堡、牛腩粉、云面、鱼生粥，这算是最大众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领。至于“蚝油”、“焗”、“(火屈)”之类，外地人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常常会面对菜谱目瞪口呆，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有人曾在服务员的导下点了“牛”结果端上来的却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里还再敢问津“獭虾”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止男人进入的界限”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当然是在中国，只不过有些特别罢①士多，买香烟、水果、罐头及其他零碎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的士够格，唱片夜总会或有小型乐队伴奏的夜总会。多士，烤面包片。卡士，演员表。菲士，面子。波士，老板。甫士，明信片。贴士，小费。晒士，尺寸。

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有句话说:“千里同风不同俗”广东却是连“风”也不同的。大庚、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于是岭南岭北，便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薄，身材瘦小，肤较深，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衣食甚异，这就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蚌（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一。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商品，但让文化人最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图二十四）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楼“里，不管饭桌上摆的是不是”正宗粤菜“，人们都会生硬地扣指为谢，或大叫”买单“。”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菲林“、”派对“、”柏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免费。一些内地传媒也开始频繁使用”爆棚“、”抢眼“之类的字眼，并以不使用为落伍、为土气。至于”芝士圈“、”曲奇饼“之类大人们不知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为”中国小皇帝“们的物。

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州人大兴土木地装修自己的住房，用电瓦罐堡汤或皮蛋瘦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州人那里学来的，但广州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它们的”正宗“。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州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生猛鲜活“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地域“的。

以”挡不住的惑“风靡全国的广州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它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现在可就不一样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于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曾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坐失良机。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的个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生猛鲜活“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二、天高皇帝远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图二十五）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蕃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蕃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