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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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一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
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
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
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
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
。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谈。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
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
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
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
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
,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
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
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
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
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
到如释重负,平静地
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
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问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听到我曾对“无名的世界创造者”祈祷,他大笑不已,但又说,这里面是有点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总之,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至今,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说,在钱的问题上,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
“好,拉丽莎。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故事结束时玛微笑着说。
“是的,拉洛什卡,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阿尔宾娜说“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作为个人,我尊重你的独立,我甚至羡慕你,你知道吗?”
“好啦,先别忙着羡慕我,我们的《女人十谈》尚未完成——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现在听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营呆过,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
“多极了,”吉娜挥着手说。
“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试试吧。”故事之二由女吉娜讲述,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们区有母女二人,母亲36岁,女儿18岁。她们正在戒酒,已经骨瘦如柴,当然是强制的。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但俩人互相咬,都说是对方干的。她俩被分别关押,因为要关在一起,这两个身轻如羽
的人会飞掉。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
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说的完全是真事。她们住在工房,经常带外人回家,经常神志不清:她们喝酒,时时刻刻都在喝。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醉醺醺时生的孩子,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故事发生时,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母亲是十足的醉鬼,女儿也不甘落后。
一天,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朋友们被邀来了,大家放形骸地折腾了一通,个个酩酊大醉,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第二天,酒没有了,钱没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俩却大为不
——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
来。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她们开始跟他吵:“你的奖金在哪儿?快给我们拿出来。”他醉得不轻,但还能说话:“还没发呢。”然后他转身去睡了。
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说:“是的,发了。”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她们把他从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
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
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
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腿双都锯掉。”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上,再把
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
起了她们的兽
——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腿双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
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
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
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了,她只好到
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
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
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
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