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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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上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拟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国，体众星而效官，动必顺时，教不违物，故能成变化之道，合之妙。爰在庖牺，仰观俯察，谓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见吉凶。五纬入房，启姬王之肇迹，长星孛斗，鉴宋人之首，天意人事，同乎影响。自夷王下堂而见诸侯，赧王登台而避责，《记》曰:“天子微，诸侯僭。”于是师兵灭，僵仆原野。秦氏以战国之余，怙兹凶暴，小星斗，长彗横天。汉高祖驱驾英雄，垦除灾害，五从岁，七重晕毕，含枢曾缅，道不虚行。自西京创制，多历年载。世祖中兴，当涂驭物，金行水德，祗奉灵命，玄兆著明，天人不远。昔者荥河献箓，温洛呈图，六爻摛范，三光宛备，则星官之书，自黄帝始。高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韦，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有石氏，齐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变者也。汉之传天数者，则有唐都、李寻之伦。光武时，则有苏伯况、郎雅光，并能参伍天文，发扬善道，补益当时，监垂来世。而河、洛图纬，虽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尽列。

后汉张衡为太史令，铸浑天仪，总序经星，谓之《灵宪》。其大略曰:“星也者，体生于地，发于天。紫为帝皇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谓之北斗，动系于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星，月运行，历示休咎。五纬经次，用彰祸福，则上天之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动，咸得系命。”而衡所铸之图，遇堙灭，星官名数，今亦不存。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钱乐之所铸浑天铜仪，以硃黑白三，用殊三家，而合陈卓之数。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并得宋氏浑仪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恆、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两规。悬象著明，离攸次，星之隐显，天汉昭回，宛若穹苍，将为正范。以坟为太史令。坟博考经书，勤于教习，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炀帝又遣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铁为之，其规有六。其外四规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余象二极。其内二规，可以运转，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马迁《天官书》及班氏所载，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存其大纲，未能备举。自后史官，更无纪录。《秋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神道司存，安可诬也！今略举其形名占验，次之经星之末云。

o天体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

盖天之说，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蕆，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去地恆八万里。丽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也，故曰《周髀》。

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月右行，天左转，故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出高故见，入下故不见。天之居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是其证也。极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也。朝出中，暮入中，气暗冥，故从没不见也。夏时气多，气少，气光明，与同晖，故出即见，无蔽之者，故夏长也。冬时气多，气少，气暗冥，掩之光，虽出犹隐不见，故冬短也。”汉末，扬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其一云:“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秋分之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入而星见，出而不见，即斗下见六月，不见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视盖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密，何也？”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逮梁武帝于长殿讲义，另拟天体，全同《周髀》之文，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

宣夜之书，绝无师法。唯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而黑非有体也。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汐，万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闻而讥之曰:“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夏云有之而不动乎？”由此而谈，葛洪可谓知言之选也。喜族祖河间相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绕辰极，没西还东，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行黄道绕极。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为长短也。”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云:“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也。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水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也。”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又曰:“天表里有水，两仪转运，各乘气而浮，载水而行。”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入，非入也，亦远耳。当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火灭也，远使然耳。今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月不圆也，望视之所以圆者，去人远也。夫，火之也；月，水之也。水火在地不圆，在天何故圆？”丹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于者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咎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与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必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比以龙也。圣人仰观俯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上离下，以证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入于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然则天之出入水中，无复疑矣。

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转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石转者，众星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径千里，其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今见极北之星，而不见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比入之间，应当稍小。而方入之时，反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焉。把火之人，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常出者，不应亦入而星月出也。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之余气也。夫言余气，则不能生月可知也，顾当言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月之圆乎？今火出于燧，燧圆而火不圆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燧可以取火于，而无取于火之理，此则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圆。”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圆乎？而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圆，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体，信而有徵矣。

宋何承天论浑天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昜谷，之所出，西曰濛汜，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为，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经也。黄道袤带赤道，分于奎七度，秋分于轸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从北极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则地中也。”自外与王蕃大同。王蕃《浑天说》，具于《晋史》。

旧说浑天者，以月星辰，不问秋冬夏，昼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无远近。《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兒斗。问其故，一小兒曰:‘我以始出去人近，而中时远也。’一小兒曰:‘我以为初出远，而中时近也。’言初出近者曰:‘初出，大如车盖，及其中，裁如盘盖。此不为远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远者曰:‘初出时，沧沧凉凉，及其中时，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远者凉乎？’”桓谭《新论》云:“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以为之去人，上方远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时出东方，其间甚疏，相离丈余。及夜半在上方，视之甚数，相离一二尺。以准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远于傍也。为天，火为地。地上升，天下降。今置火于地，从傍与上，诊其热，远近殊不同焉。中正在上，覆盖人，人当天之冲，故热于始出时。又新从太中来，故复凉于其西在桑榆间也。桓君山曰:子之言，岂其然乎？”张衡《灵台》曰:“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同而差微。”晋著作郎平束皙，字广微，以为傍方与上方等。傍视则天体存于侧，故出时视大也。无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盖其理也。又始出时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赤者，其大则甚，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夫物有惑心，形有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姜岌云:“余以为子言天下降，下热，束皙言天体存于目，则大，颇近之矣。浑天之体，圆周之径，详之于天度，验之于晷影，而纷然之说，由人目也。参伐初出，在旁则其间疏，在上则其间数。以浑检之，度则均也。旁之与上，理无有殊也。夫者纯之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视如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光，不眩人目，即赤而大也。无游气则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之中，晨夕赤，而中时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与火相类，火则体赤而炎黄，赤宜矣。然赤者，犹火无炎也。光衰失常，则为异矣。”梁奉朝请祖恆曰: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辄遗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验之，失于过多。既不显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宜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固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分高及南戴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影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下去地中数也。求秋分数法，令表高及秋分影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秋分高也。以天高乘秋分影长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秋分南戴下去地中数也。南戴下，所谓丹也。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遥望北辰纽星之末，令与表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辰纽星高地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戴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

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去天顶三十六度。去地中，四时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故远下而寒，近下而暑，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傍，虽近而微。视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观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验，虚繁翰墨，夷途顿辔，雄辞析辩，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后二气者，寒积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后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秋分后二气者，寒暑积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炽。既已迁之，犹有余热也。

o浑天仪案《虞书》:“舜在〔玑玉衡，以齐七政，”则《考灵曜》所谓观玉仪之游，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者也。〔玑中而星未中为急，急则过其度，月不及其宿。〔玑未中而星中为舒，舒则不及其度，月过其宿。〔玑中而星中为调，调则风雨时，庶草蕃芜，而五谷登，万事康也。所言〔玑者，谓浑天仪也。故《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旋，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月五星也。以玑衡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或其所制也。

汉孝和帝时，太史揆候，皆以赤道仪，与天度颇有进退。以问典星待诏姚崇等，皆曰《星图》有规法，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诏左中郎将贾逵乃始造太史黄道铜仪。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张衡更以铜制，以四分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而唱之，以告灵台之观天者。〔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蕃今所作，以三分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天仪法，黄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黄赤二道，相共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见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又南北考之，天见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是以知天之体圆如弹丸，南北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也。而陆绩所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规，则其间相去不得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则黄道当长于赤道。又两极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强。案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亦以天为正圆也。器与言谬，颇为乖僻。”然则浑天仪者，其制有机有衡。既动静兼状，以效二仪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准步盈虚，求古之遗法也。则先儒所言圆规径八尺，汉候台铜仪，蔡邕所寝伏其下者是也。

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制则有双环规相并，间相去三寸许，正竖当子午。其子午之间，应南北极之衡，各合而为孔，以象南北枢。植楗于前后以属焉。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当浑之半。皆周市分为度数；署以维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单规，斜带南北之中，与秋二分之道相应。亦周匝分为度数，而署以维辰，并相连者。属楗植而不动。其里又有双规相并，如外双规。内径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属双轴。轴两头出规外各二寸许，合两为一。内有孔，圆径二寸许，南头入地下，注于外双规南枢孔中，以象南极。北头出地上，入于外双规北枢孔中，以象北极。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当衡之半，两边有关，各注著双轴。衡即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间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验辰历，分考次度，其于揆测，唯所为之者也。检其镌题，是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孔所造，则古之浑仪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其仪略举天状，而不缀经星七曜。魏、晋丧，沉没西戎。义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得之。梁尚书沈约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远矣。

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十有余载，至明元永兴四年壬子，诏造太史候部铁仪，以为浑天法，考〔玑之正。其铭曰；“于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声烈遐布。爰造兹器，考正宿度。贻法后叶，永垂典故。”其制并以铜铁，唯志星度以银错之。南北柱曲抱双规，东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负双规。其余皆与刘曜仪大同。即今太史候台所用也。

o浑天象浑天象者，其制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轴头入地，注于南植，以象南极。北轴头出于地上，注于北植，以象北极。正东西运转。昏明中星，既其应度，分至气节，亦验，在不差而已。不如浑仪，别有衡管，测揆月，分步星度者也。吴太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即此之谓耶？由斯而言，仪象二器，远不相涉。则张衡所造，盖亦止在浑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仪象之异，亦为乖失。

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为浑仪，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就器用而求，犹浑象之，外内天地之状，不失其位也。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珠为三家星。其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宋元嘉所造仪象器，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大业初，移于东都观象殿。

o盖图晋侍中刘智云:“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昔者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圆列宿。极在其中，回之以观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数。行于星纪，转回右行，故圆规之，以为行道。明其四时所在，故于也，则以青为道；于夏也，则以赤为道；于秋也，则以白为道；于冬也，则以黑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则以黄为道。盖图已定，仰观虽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以象天体。今案自开皇已后，天下一统，灵台以后魏铁浑天仪，测七曜盈缩，以盖图列星坐，分黄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为浑象者矣。

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论浑天云:璇玑玉衡，正天之器，帝王钦若，世传其象。汉之孝武，详考律历，纠落下闳、鲜于妄人等，共所营定。逮于张衡，又寻述作，亦其体制，不异闳等。虽闳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吴时，陆绩、王蕃，并要修铸。绩小有异，蕃乃事同。宋有钱乐之，魏初晁崇等，总用铜铁，小大有殊，规域经模，不异蕃造。观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势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测，见其数制，莫不违。失之千里，差若毫厘，大象一乖，余何可验。况赤黄均度，月无出入，至所恆定，气不别衡。分刻本差，轮回守故。其为疏谬，不可复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异家间出。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昕、安、穹，四天腾沸。至当不二，理唯一揆，岂容天体，七种殊说？又影漏去极，就浑可推，百骸共体，本非异物。此真已验，彼伪自彰，岂朗未晖，爝火不息，理有而阙，讵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书曰:“以八尺之仪，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无其书。常寝伏仪下，案度成数，而为立说。”邕以负罪朔裔，书奏不许。邕若蒙许，亦必不能。邕才不逾张衡，衡本岂有遗思也？则有器无书，观不能悟。焯今立术，改正旧浑。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极晷漏，并天地高远，星辰运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贤之巨惑，稽往哲之群疑，豁若云披，朗如雾散。为之错综，数卷已成，待得影差，谨更启送。

又云:“《周官》夏至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番、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至大业三年，敕诸郡测影，而焯寻卒，事遂寝废。

o地中《周礼-大司徒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景，以求地中。”此则浑天之正说，立仪象之大本。故云:“南则景短多暑，北则景长多寒，东则景夕多风，西则景朝多。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也，风雨之所会也，之所和也。然则百物安，乃建王国焉。”又《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s以县，眡以景。为规，识出之景与入之景。昼参诸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经文阙略，先儒解说，又非明审。祖恆错综经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验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而立北表，令参相直。三表皆以悬准定，乃观。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当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观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西，当更向东求地中。若中表在东，则立表处在地中之东也，当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以秋二分之，旦始出东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令东表与及中表参相直。视之夕，入西方半体，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从中表西望西表及，参相直。乃观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正东西者，则其地处中，居卯酉之正也。”o晷影昔者周公测晷影于城，以参考历纪。其于《周礼》，在《大司徒之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景，以求地中。至之景，尺有五寸，则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百物安，乃建王国。”然则为，玄象之著然者也。生灵因之动息，寒暑由其递代。观之升降，揆天地之高远，正位辨方，定时考闰，莫近于兹也。古法简略，旨趣难究，术家考测，互有异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城，其影与土圭等。”案《尚书考灵曜》称:“永，景尺五寸；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验》曰:“冬至之，树八尺之表，中视其晷景长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刘向《鸿范传》曰:“夏至景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后汉《四分历》、魏《景初历》、宋《元嘉历》、大明祖冲之历，皆与《考灵曜》同。汉、魏及宋，所都皆别，四家历法，候影则齐。且纬候所陈，恐难依据。刘向二分之影，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长短。然寻晷影尺丈，虽有大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参差，或南北殊方，而长短维一。盖术士未能验，冯占所以致乖。今删其繁杂，附于此云。

梁天监中，祖恆造八尺铜表，其下与圭相连。圭上为沟，置水，以取平正。揆测晷，求其盈缩。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广刂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影。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陈氏一代，唯用梁法。齐神武以洛旧器并徙鄴中，以暨文宣受终，竟未考验。至武平七年，讫干景礼始荐刘孝孙、张孟宾等于后主。刘、张建表测影，以考分至之气。草创未就，仍遇朝亡。周自天和以来，言历者纷纷复出。亦验二至之影，以考历之。及高祖践极之后，大议造历。张胄玄兼明揆测，言长之瑞。有诏司存，而莫能考决。至开皇十九年，袁充为太史令，成胄玄旧事，复表曰:“隋兴已后，景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测影，长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云不测。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云不测。《周官》以土圭之法正影，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三寸七分。去极近，则影短而长；去极远，则影长而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以来冬至，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俱近。谨案《元命包》云:‘月出内道，〔玑得其常，天帝崇灵，圣王初功。’京房《别对》曰:‘太平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乾元，影短长，振古希有。”是时废庶人勇，晋王广初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时宜。上临朝谓百官曰:“景长之庆，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长之意，以为年号。”由是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此后百工作役，并加程课，以长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诣阙陈贺。案徐疾盈缩无常，充等以为祥瑞，大为议者所贬。

又《考灵曜》、《周髀》张衡《灵宪》及郑玄注《周官》，并云:“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州测影。夏至之，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计城去州，路当万里，而影实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当梁大同中，二至所测，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当一尺一寸七分强。后魏信都芳注《周髀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当梁天监之七年，见洛测影，又见公孙崇集诸朝士，共观秘书影。同是夏至，其中影皆长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当千里，而影差四寸。则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于鸟道，所校弥多，则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其揆测参差如此，故备论之。

o漏刻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没后二刻半乃昏。减夜五刻，以益昼漏，谓之昏旦。漏刻皆随气增损。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数，皆所以分时代守，更其作役。

汉兴，张苍因循古制，犹多疏阔。及孝武考定星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尽其理。刘向《鸿范传》记武帝时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间，一百八十余，昼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后，九而增损一刻焉。至哀帝时，又改用昼夜一百二十刻，寻亦寝废。至王莽窃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加减法，编于《甲令》，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历率九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漏刻，随南北为长短。”乃诏用夏历漏刻。依行黄道去极，每差二度四分，为增减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终于魏、晋，相传不改。

宋何承天以月蚀所在，当之衡，考验宿，知移旧六度。冬至之，其影极长，测量晷度，知冬至移旧四。前代诸漏，分昼长，秋分昼短，差过半刻。皆由气不正，所以而然。遂议造漏法。秋二分，昏旦昼夜漏各五十五刻。齐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余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书考灵曜》昼夜三十六顷之数，因而三之。冬至昼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秋二分，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数各三刻。先令祖恆为《漏经》，皆依浑天黄道行去极远近，为用箭率。陈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硃史造漏，依古百刻为法。周、齐因循魏漏。晋、宋、梁大同，并以百刻分于昼夜。

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马显所造《漏经》。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仪，均布十二辰，立表，随影所指辰刻，以验漏水之节。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时正前后，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

冬至:出辰正，入申正，昼四十刻，夜六十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