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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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就在拜折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牀聽人念道:“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折，曾國藩病尚未痊，本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着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折着抄給閲看。欽此！”唸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於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枴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説他的“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裏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腹皆爛，腑腸外”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於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裏，固然看不出什麼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説。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掛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着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羣情鼓譟，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衝衝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説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於是人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着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着又是一把火。

於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於事，整個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什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至於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咸豐十年，洋兵內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已變，右眼下不斷風，額上筋脈躍動，靜卧多，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病，又已發作。可是，他硬撐着，只喊着他的第二個兒子説:“紀鴻，把燈移開些！”曾紀鴻趕緊將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説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説“我還得有幾句話問。”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態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勳答道:“態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別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什麼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聽説，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説:“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着應付。”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裏的想法，不便説也不必説，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着崇厚的折，憤憤説道:“崇地山一味媚洋，出民變，明明是中外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説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捱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着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説。倘或錯在洋人，那個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僱用，挖眼剖心之説，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裏，象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説‘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説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説“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説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齣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説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拐幼孩”的底藴。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於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儘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説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鬍須，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於私，自有裨益，於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於出這一場變故來了。”三個人聽他這一説，雖失望，並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什麼話説？

於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説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於總署的意見，可以想象得之，無非息事寧人而已。我當然也要申明涉的宗旨，奏請朝廷准許，或者告訴總署，那就表裏一致了。”

“然則請教中堂，”錢鼎銘問道:“中堂心裏是怎麼個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