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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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中有鹽鐵税。

“緡錢”、酒税、過口税等。過口税極輕，不過用來供給“關吏”薪俸，而“緡錢”極重，罰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讀如民，用來串錢的絲繩叫做緡，錢多則用的緡也多，於此可知“緡錢”就是財產税，也可以説是所得税，但只適用於工商界。税率分做兩種，商人二十算一，手工業四十算一。馬車和船有個特別的規定，船長五丈以上起徵，商人用的馬車倍徵。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貨船，而一商賈不得衣絲乘車”的令雖已名存實亡，但仍加重其税負，所以這個關於車船計算緡錢的特別規定，明顯地表現了政府對商人的歧視態度。

緡錢的徵收，採取自動申報制度，謂之為“佔”作估計解。商人自己估計一切動產、不動產的價值，列冊呈送地方政府，照冊徵税。規定的罰則是，隱匿不報，或以多報少者，罰到邊境勞役一年，財產充公。

緡錢是元狩四年冬天，為了籌措移民甘肅的費用而創立的新税。富商大賈紛紛隱匿財產，徵收的成績不甚理想，於是到了五年以後，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獎勵密告逃税，名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獎金。

於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運。其時因為連年對外作戰，國家處於一種總動員的狀態之中，不得不採取嚴刑峻法，因而酷吏輩出。其中一個河南人叫杜周，此時正當御史中丞“告緝”就由他主辦。他派出一個部下叫楊可，巡迴天下，就地受理。由於獎金豐厚，告密者不計其數。楊可報到京師，杜周處理的原則是:寧可失人，決不失出。因而家產中人以上的商賈，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財產以億計，沒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萬數。商賈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產，大縣數百傾，小縣百餘頃。

這當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論，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總想富商大賈能夠顧念國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動捐輸，這從他表揚卜式一事，可以見其本心。

同時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進用為官吏的，亦復不少。至於那些歧視商賈的法令，有傳統的因素在內，不能怪他。總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許多途徑及機會，可以免除這一次厄運，而都錯過了，終於出這樣劫掠式的税法，這又何嘗不是國家與社會的不幸？

因為國庫有了這一筆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財政情況，大見好轉，武帝亦得繼續推行他的國策。元鼎五、六年間的定南粵、代東粵、定西南夷、分置張掖、敦煌郡，其來有自。這時候他已下詔“不復告緡”而與“告緡”同時發動的財經改革，亦已見效，光是山東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萬石，一年之中，太倉和甘泉倉的糧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漢的國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

元狩、元鼎年間的財經改革，首先要從幣制談起。文帝時代的“法幣”是四銖錢，景帝一仍其舊。但吳國亂平，又抄了鄧通的家，兩大“私人造幣廠”消滅以後，下令嚴私鑄，而私鑄之風不滅。武帝即位，廢四銑錢，行三銖錢，更助長了私鑄之風，因為錢輕了，私鑄更方便。

私鑄以外，還有郡國所自鑄的錢。在文、景時代，以安靜為本，郡縣政務清閒，預算亦小，大致田賦的少量附加以及雜税收入，便可支應歲出。武帝時徵發頻繁，大事興作、兼之水旱災荒，處處需款，地方預算逐年膨脹，而田賦、丁税為國家正用，不敢截留，於是只好在錢上打主意。哪裏有銅山，便在哪裏開採，就地鼓鑄。

中國的礦產中，銅的資源開發得最徹底。試看晚出的兩部地理書，《讀史方輿紀要》和《嘉慶重修一統志》，內中“銅山”一詞，不計其數，而明清兩朝鑄錢所用的銅，皆仰給於雲南。此外比較有名的銅礦，不過四川彭縣、貴州大定等少數地區。凡黃河、長江兩域所經各地，都只有“銅山”之名，而無銅礦之實，就是這個道理。

武帝初年，吳、鄧兩大“造幣廠”雖不存在，郡國中卻有無數小造幣廠興起。

在理論上銅山屬於“少府”為皇帝私人的財產，但資源不加開發，等於貨棄於地，則郡縣為了籌措政費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過這一來，勢必造成惡通貨膨脹，而其結果則“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當時政府的對策，只是不斷更換“法錢”的制式，三銖錢行了不久，又換為四銖，但不稱四銖稱“半兩”半兩錢通行了十幾年，改用五銖錢。這樣改來改去，銅的本質仍在，回爐重鑄，依然有那麼多錢，四銖錢改為五銖錢，即等於五個錢變成四個銖，通貨收縮的幅度為五分之一，實在無濟於事。武帝簡直是掉在銅錢的魂陣裏，一籌莫展。

那時武帝最信任的一個大臣，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中國法制史上的名人張湯。

張湯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時就會“治獄”被告是一頭老鼠——老鼠偷，張湯的父親當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頓，心中不服氣，掘開壁“人贓俱獲”他照對付盜犯的辦法，先把老鼠吊起來打，然後起訴、判決，執行死刑，再連同“賊贓”一起呈報。所謂“劾一也，愛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不獨司法程序上有條不紊，而且所作的判決書“文辭如老獄吏”張湯的父親“大驚”便訓練他成為一個法官。他最早在長安附近當地方官，以後得丞相田汾的提拔，當到侍御史。陳皇后與楚服的那件“巫蠱”案，就是他的承辦，因為辦得徹底，頗得武帝的賞識，遷太中大夫，與張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調為“廷尉”掌管全國司法。

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獄，都在他任內，追到底，毫不放鬆。到了元狩二年拜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長升為行政院副院長，所管的事便多了。

“告緡”令就是他的一傑作”改革幣制也是他的建議。

那時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國庫中又有許多銀和錫，張湯的改革幣制，便在這幾樣東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幣”的皮與幣，當作”皮製的幣”來解釋，説:“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因而倡議發行“皮幣”用上林的白鹿皮來製造，一尺見方，邊緣用絲繡裝飾。這所謂“皮幣”實際上是一個很漂亮的皮口袋。

這個稱為“皮幣”的皮袋，價值四十萬錢，用來盛放青玉——“蒼壁”規定在郡國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長安來朝覲天子，或者奉召參與什麼慶貿條的集會，一定先要呈獻一方用皮幣盛放的青玉，然後才可以動身。這就是説:“皮幣薦壁”成了王侯宗室專用的入境證，而取得此入境證的規費為四十萬錢，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製造白金屬的硬幣。張湯知道武帝淵博好古，所以製造這種硬幣，也找了理論上的據，説“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這三種不同顏的金屬，就是金、銀、銅。所以用“銀錫白金”所造的幣，價值應該高於銅錢。白金幣三品，這也有個説法，用《易經》及《禮記》的話，纂成三句。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製成圓形的龍幣，重八兩，值三千錢。

方形的馬幣，重量稍減，值五百錢。橢圓形的龜幣，重量再減，值三百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