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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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而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於中國人對於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以證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莊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裡頭早已指出人的知識的主觀:即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其俱是也，其俱非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暗，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他只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莊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道即為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只能在直覺的悟中到。中國人雖非明確地同意於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致的。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凡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別古書真偽在爭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出來。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標誌讓後人來讚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隨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態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軼事，狐仙、虯髯客、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跡，雜沓紛紜，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只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他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到一剎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於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確，此等正確只有留待後人的證明的。《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歷史事蹟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確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只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於此可見邏輯對普通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普通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幾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則將對象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婦女具有比較男為高強之普通，是以倘遇任何意外發生，吾寧願信賴女子的判斷強於男子的判斷。她們有一種方法，能估量一種情況的整體會不致被其個別的小景所惑亂。中國小說之最佳者如《紅樓夢》、《野叟曝言》，女被描寫成應付環境的最健全的判斷者，而她們的語言，有一種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圓滑而完整，具有十分人的魔力。邏輯而缺乏這種普通是危險的，因為一個人有了一種意見，很容易用他的文學的腦筋把種種論據曲解文致，使滿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裡頭的加索繃先生一樣，竟至不能體會人人所能體貼的愛的生活。

此所謂普通自有其學的基礎，那是很有趣的。中國人之判斷一個問題的是與非，不純粹以理論為繩尺，而卻同時權度之以理論與人類的天兩種元素，這兩種元素的混合，中國人稱之為“情理”:情即為人類的天，理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韌的人類本，而理代表宇宙不變的法則。從這兩種元素的結合體，產生人類行為的是非和歷史的論題的判斷標準。

這個特徵或可由英文中“理”與“情”的對立的意義中見其一二，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論理的而不是講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容認這個說法，但卻加一補充，謂人類盡力成為有理即講情理的而不僅僅為論理的動物。中國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為道理是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趨向於邏輯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神常常是較為實體論的，較為人情的，並密接於觀實而能認識正確的地位的。

對於西方人，一個問題倘能邏輯地解決，那是夠滿足的了，而中國人則不然。縱令一個問題在邏輯上是正確的，還須同時衡之以人情。確實“近乎人情”是較勝於“合乎邏輯”的偉大考量。因為一個學理可以本違反普通而卻很合乎邏輯。中國人寧願採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為，卻不能容許任何不近人情的行為，此種情理的神與普通的信仰在中國人理想上樹立了最重要的態度，結果產生了“中庸之道”這是吾在下面將要講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