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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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一生物學家拉麗莎講述了五戈比銅幣的故事。雖然五戈比買不了什麼東西，但有時卻是無價之寶。

我從未在金錢上遇到什麼麻煩，25歲研究生畢業後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親是醫生，父親搞飛機場建造，後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貝庫諾，他搞過一兩個，不過這關係不大…有一天，我告訴父母說，我不想結婚，但想生個孩子自己過，他們聽後受到很大打擊，而且很長時間沒緩過勁來。後來，他們對我的想法習以為常了，就張羅著為我買了一套一居室的單元房。我兒子大了還可以再換個兩居室的。我已經開始攢錢了。我並不吝嗇，但我承認，我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出國由國家拿錢，因為我們出國是為了科技；至於度假呢，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對金銀首飾不興趣，我也不需要汽車——那太麻煩。所以，我的錢很多，我甚至還在銀行存了一些，以防後有難。但我最大的安全在於我不依賴任何人。

不過，我生活中發生過一件事，我的命運曾繫於五戈比上，當時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請求上帝賜於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給了。除了天意，無法解釋這件事。

那時我還在讀研究生。我修的是遺傳學，這門學科過去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蘇聯生物學的先進領域”遭迫害的遺傳學家中那些還活著的已經平反，重返科學界並得以晉升。但並不都是如此。我聽說，在擁有大量集中營的某加盟共和國，有個人就是一個“未返者”他在那裡的大學教生物學並從事遺傳學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興趣的:在妊娠初胎兒發育過程中預測基因畸變的可能。我做出了不切實際的決定:請這個頑固老頭做我的指導教師。人們都說不可能，因為老頭在列寧格勒時是被同事出賣而被送進監獄的，所以他再也不回這個城市了，甚至當邀請他回來會見外國科學家時，他都拒絕了。

我給這位老人寫了封信，沒有迴音。我又寫了第二封，這次寄上了我的論文要點及已完成部分的複印件。我對他只有一個要求——允許我到他所在的邊遠地區去看他並同他談。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裝出發，充滿動、緊張之情，好像要會見的是初戀的情人。

他選擇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說別人在1937年為他選擇的地方，竟是如此淒涼:列車窗外是泰加森林，無邊無際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營，大概是現代的罪犯集中營而不是政治集中營。上下車的人中有些形跡可疑，他們穿灰布工裝，留短髮。旅客們正在議論，說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應該小心自己的東西。我只有一個運動包和一個裝錢及論文的小包，豈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兩個包都被人偷走了，錢、學生證、論文全丟了。火車就要到站，怎麼辦？我急得團團轉，束手無策。幸喜護照和五盧布鈔票還在上衣口袋裡。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闖一闖，決不能空手而歸。

下車後，我很快就在學校裡找到了我的學術偶像，一個頑固的老頭。我們就在課間站在走廊裡聊了一會兒，他讓我第二天上午十點到他的實驗室去。

我一邊離開學校，一邊想著我此行的命運:在十分鐘的談中沒有看到他一點笑模樣。實際上，他懷疑我，很不情願同意會見，起初他說就在走廊裡談談算了，我堅持至少要談一個半小時，他才同意了明天的會見。現在我發愁是如何擺脫眼下的困境。即使發電報，也不會有人給我寄論文複印件來，這意味著只能完全取決於我跟他談的結果，而且還得假定談話是嚴肅認真的。此外，還有令人憂慮的生活問題:我怎麼回家，怎麼找回失竊的學生證，怎麼用這僅有的五盧布維持生活？

我找到車站派出所，告訴他們我坐的是哪次車，哪節車廂，還給他們看了火車票。我告訴他們，一旦發現我的論文和證件就立即還給我:有時小偷只要錢而把這些東西隨手扔掉。他們答應了，而且應該提一下，兩個星期後他們真的把我的論文和證件給我寄到了列寧格勒。小偷把它們恰好丟在我坐的那節車廂的門口，要是當時想到問一下列車員，我就不會兩手空空地去見老頭了。

我到郵局給我父母發了封電報，讓他們儘快給我寄些錢來，然後我就去了旅館。我在普通客房租了個一盧布半的位，而且還得預付款。一間房裡住了六個陌生女人，我還得集中力準備明天的會見。怎麼辦？我出去在街上轉了一個半小時左右。到很冷，於是我去一家咖啡館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塊蛋糕，一坐就是一個多小時。女招待開始以不滿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點別的。然後我去電影院看了部偵探片，看電影時，我實際上還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無錢去別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後一點錢買了包香菸就回旅館了。我早早地上，卻難以入睡，翻來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時才睡著。結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們知道，我沒有鬧鐘。九點半我才醒來。而到學校有半小時的路程。因為昨晚錢都花光了，我連坐公共汽車所需的五戈比硬幣都沒有。天啊，怎麼辦？我爬起來，簡單梳洗了一下，但到十分絕望:這是怎麼回事埃我衝到了街上，去學校的汽車站就在旅館旁邊，汽車正要開動。好像被什麼東西猛推了一下，當車門正要關上時我飛身跨了進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車想不買票。

我坐在那兒，哪兒也不看，心裡十分緊張、害怕。突然，在學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見老頭兒正從前門上車。他像木樁子一樣站得筆直，在晨光中，他的臉顯得灰白，而且很嚴肅，眼睛毫無生氣。他上車後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臉朝我，但沒看見我，因我坐在車的另一頭。我坐在那兒，想著是否要走過去，我決定不用過去，因為他沒注意我。我最好還是遵守協議，到他的辦公室再跟他談。

可怕的是，同老頭兒一起上車的還有個檢票員，一個潑婦樣的女人，而且，她已開始查票。災難終於來臨。我坐在那兒，到惶恐不安，孤立無援。我真傻。我昨天為什麼連一枚五戈比硬幣都不留？沒有論文，沒有工作證，什麼都沒有——檢票員甚至會因我沒票而把我抓起來…我到眼淚隨時都會奪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識到眼淚也解決不了問題。檢票員離我越來越近。

這一站怎麼這麼長，我下不了車，我已經被困住了。

我開始祈禱:“主埃無名的世界創造者。救救我吧，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科學。畢竟人們承認遺傳學就是承認您的存在。為了這緣故，基因和染體的創造者啊，給我五戈比吧。”但太晚了，太晚了…無情的、油桶般壯的女檢票員正向我走來。慌亂中我扭頭去看車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幣卡在玻璃窗的襯墊上，一枚黑乎乎的、銅質的、真正的硬幣。我一把抓過它來，身體彈離座位，飛快地把它投入收幣機並撕下了一張票。我馬上到如釋重負，平靜地著檢票員向前門走去，老頭兒正坐在那兒。他在看著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過檢票員，就像一朵白雲飄過山崖，若無其事地把票給她，車就到站了。

老頭兒同我一塊兒下車，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後伸手扶我下。我們沿著馬路向他們的學校走去，他突然問我:“老實告訴我，你為什麼最後才把五戈比放進收幣機，恰恰是檢票員要抓你的時候？你是否總這樣貪小便宜？”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聽到我曾對“無名的世界創造者”祈禱，他大笑不已，但又說，這裡面是有點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從何而來呢？我沒想到老頭也有高興的時候。總之，我們到了他的實驗室。唯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時至今，他仍然在指導我的研究工作，儘管他從未離開過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說，在錢的問題上，我從沒遇到過這麼大的麻煩，也從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幣時那樣欣喜若狂。

“好，拉麗莎。我們在你身上又有所發現。”故事結束時愛瑪微笑著說。

“是的，拉洛什卡，別總想用奇聞軼事來應付我們，”阿爾賓娜說“你為什麼要豎個盾牌掩蓋自己？我們並不是危險分子嘛。作為個人，我尊重你的獨立，我甚至羨慕你，你知道嗎？”

“好啦，先別忙著羨慕我，我們的《女人十談》尚未完成——你還會從我這裡聽到許多…現在聽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營呆過，想必有人為了錢而真的犯罪吧？”

“多極了，”吉娜揮著手說。

“那就給我們講個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試試吧。”故事之二由女吉娜講述，她自認為這是她在集中營裡聽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們區有母女二人，母親36歲，女兒18歲。她們正在戒酒，已經骨瘦如柴，當然是強制的。她們因殺人被抓進來，但倆人互相咬，都說是對方乾的。她倆被分別關押，因為要關在一起，這兩個身輕如羽的人會飛掉。她倆是了不起的鬥士。

她倆的故事是獄友們告訴我的，說的完全是真事。她們住在工房，經常帶外人回家，經常神志不清:她們喝酒，時時刻刻都在喝。母親少女時就開始喝酒並同幾個男人姘居，醉醺醺時生的孩子，本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故事發生時，母女倆正和一個男人同居。母親是十足的醉鬼，女兒也不甘落後。

一天，她倆共有的男人回家時帶來了剛領的工資袋，這可是聚會的好時機。朋友們被邀來了，大家放形骸地折騰了一通，個個酩酊大醉，想跟誰睡就跟誰睡。第二天，酒沒有了，錢沒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倆卻大為不滿——她們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來。她倆不知是誰突然想到，她們的男人應該還有獎金。她們開始跟他吵:“你的獎金在哪兒？快給我們拿出來。”他醉得不輕，但還能說話:“還沒發呢。”然後他轉身去睡了。

隔壁有個鄰居和她們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親打發女兒去問一下，看獎金到底發了沒有。女兒在隔壁門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來，說:“是的，發了。”她倆開始審問男人:“錢在哪兒？你為什麼要藏起來？”她們把他從上拖下來，渾身上下搜了一遍，什麼也沒找到，便開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亂叫。她倆不知誰提議用刑折磨他，以清錢藏在何處。我們勞改營的人始終不明白到底是誰出的主意。因為她倆至今還在互相指責。

她們把他捆起來，開始拷打。起初她們用皮條打這可憐的醉鬼。雖說是爛醉如泥，他還是告訴她們:“你們把我活活燒死也得不到我的錢。”於是，這兩個小惡魔開始用香菸燙他。他還是不說錢藏在哪兒。她們吼叫著:“要不把錢拿出來就鋸你的腿，把你的‮腿雙‬都鋸掉。”醉鬼昂了昂頭，說:“鋸吧。我父親是敵後游擊隊員，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鋸去。”說完又睡了。

她們從棚子裡拿來了一把兩人用的大鋸，把男人抬到上，再把拉到屋子中間，然後一人執一頭，開始鋸起來。大概她們起初只是想給他留下個疤，沒想到這個醉鬼起了她們的獸——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說。男人被鋸醒了，開始大聲喊叫:“他們在樹林裡鋸掉了我爸爸的腿。他們先讓他喝酒，然後才鋸的，這樣不會腐爛。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他沒再說什麼，只是像一個游擊隊員一樣躺在那兒，直到‮腿雙‬被鋸掉。他失去了知覺，她倆意識到她們不會再從他那裡得到什麼了，因為他什麼都說不出來了，於是她們才住了手。她們用毯子把他裹起來，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滿地。然後她們動手找錢。居然找到了:在碗櫃的後面。她們又買了些伏特加。女兒出去買酒時，母親把那個男人拖到陽臺上，用破布包起來，看上去像一捆雜物。隨後便忘了他，好像他壓就不在那兒。女兒買伏特加回來，見沒有了那個男人，便問:“他在哪兒？”母親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兒稍稍清醒一點:“怎麼會走呢？他的腿不是鋸掉了嗎？”

“我怎麼知道？他是個聰明人，他會有辦法的。”然後她們洗淨了血跡，燒了些土豆，又請來了客人。以後幾天時間內她們都是爛醉如泥。有人向她們問起那個男人，她們就回答說，那個人呆膩了，自己走了。這樣的事是家常便飯，所以誰也不再問什麼，好幾天，下班路過這兒的人總能看到她們在聚會。

一天，一個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廁所里人已經滿了，她只好到陽臺上去吐。她扶著欄杆往街上吐，然後站在那兒等一會兒再吐。她漫不經心地看到陽臺角落裡有一堆破布，上面蓋滿了積雪，她還看到一隻完好的男人鞋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