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朝秦暮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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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把刀子就是贛語。

顧名思義，贛語就是江西話。不過，說贛語就是江西話，就和說湘語就是湖南話一樣，並不準確。因為湖南人並不都說湘語，還有說北方話（西南官話）和客家話的；江西人也並不都說贛語，還有說北方話（江淮官話）和客家話的。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和客家方言這麼一擠兌，湘語和贛語就很可憐，連自己一省的地盤都守不住。但要說湘語主要在湖南，贛語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錯。

江西這地方，歷史上叫做“吳頭楚尾”秋時是吳、越、楚三國的界處，漢代又介乎荊（荊州）、揚（揚州）之間，是個“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吳不管，越也不管，結果，古時這塊地方的方言，就有點不三不四，不明不白，連漢代的方言學家揚雄都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時人煙稀少，語言方面本就乏善可陳）。其實直到現在，贛語的特徵也還不十分明顯，而且來歷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樣，不南不北，不東不西，沒什麼“特”是空子，就有人鑽。西晉末年，八王混戰，五胡亂華，匈奴、鮮卑、揭、氏、羌，殺過來殺過去，中原地區就很不安定，一直處於動盪之中。東晉末年，戰亂更加劇烈，中原漢人就開始大規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漢人又多次大批南遷。這一次跑得就遠了。跨黃河，過長江，越淮河，渡贛水，一直跑到廣東、福建，跑到後來成為客家方言區的地方。

這些南遷的漢人都要經過江西，江西就像是一箇中轉鑽。那時又沒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難，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動的，就乾脆留了下來。但不管是過路的，還是留下的，也都要把當時中原的方言帶到這裡。贛中、贛北人說話，原本就既不如吳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現在再讓北方官話接二連三這麼一攪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結果，贛語就成了非吳非楚非中原的“怪話”事實上贛語的特徵可能也是最不明顯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語拉拉扯扯，東部又和閩語黏黏糊糊，疆域從來就沒清楚過。贛語的語音也怪怪的，濁音都變成了清音，這和普通話是一樣的，但普通話中濁音變清音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贛語卻一律送氣，又和客家話是一樣的。長沙人藍男不分，泥犁卻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樣。武漢人喜歡用“倒”這個虛詞，意思相當於“著”南昌人也這麼說:“坐倒”（坐著）、“站倒”（站著）。成都人也說“倒”比如“牛都過得倒你過不倒”這裡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說“坐倒”、“站倒”而說“坐起”、“站起”同樣，武漢人也不說“拿一本書倒（給）我”而說“拿一本書把（給）我”只有在贛語中“倒”才既有“著”的意思，又有“給”的意思。

贛語，明擺著是個混血兒。

它也是一個奇蹟。在吳語、楚語這些老方言節節敗退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它居然能作為一種新方言在夾縫中生長起來，還贏得了和吳、湘、閩、粵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讓人刮目了。江西這地方，先前可沒有這樣得意過。

然而這樣一來，吳楚之間的聯繫也就被切斷了。吳楚之間的聯繫原本就很鬆散，贛語一刀切將過來，便連藕斷絲連也很難做到。中唐以後，大批移民從中原經贛北、贛中向贛南進，這個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後，不但吳語與湘語從此天各一方，而且閩語也被限制在東南一隅，除了往臺灣島和海南島上跳，再沒別的出路。

四、不要問我從哪裡來和贛語一起“分裂”吳楚的，還有客家話。

客家，是相對“土著”而言。先入為主，後來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話也就是移民的語言。不過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說客家話。所謂“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紀初（西晉末年）、九世紀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紀初（南宋末年）從黃河域遷徙到南方，現居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臺灣等省區的移民。他們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來是出於無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來的便把他們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認他們是漢族，管他們叫“犭+客”客家人當然不能接受。為了“反客為主”也為了“自強不息”便考證出自己是華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約北起幷州上黨（山西），西屆司州弘農（陝西），東達揚州淮南（江蘇），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東，潁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總是要打仗的，那裡從來就是問鼎逐鹿之地。問鼎逐鹿當然是一種英雄業績，只可惜這種英雄業績和老百姓沒多少關係。反倒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勝利的成果只屬於少數英雄，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災難卻得由老百姓來承擔。因此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倉皇出逃。據歷史記載和學者考證，客家人的大規模遷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從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贛北、贛中，第二次跑到閩西、贛南，第三次跑到粵東、粵北。越跑，離自己的家鄉越遠。

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隨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因為和現如今打工青年的隻身南下不同，那時的南遷是集團軍式的。不但是拖家帶口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個家族成建制地集體遷移。血緣紐帶並未割斷，宗教關係照舊保存，風俗習慣也依然故我。原來是什麼關係，現在還是什麼關係；原來怎麼過子，現在還怎麼過子；原來怎麼說話，現在還怎麼說話，只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

然而換了地方和沒換地方總歸不一樣。雖雲“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畢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開始說吳語，同時原來的杭州人也慢慢開始說官話，因此現在的杭州話便有一種半吳語半官話的特徵，和其他吳語區頗不一樣。客家來到遠離故土的南方，語言一點都不變，似乎也不可能。

不過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閩粵贛與世隔絕的閉山區。窮鄉僻壤，山川阻隔，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遠，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維持自己的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而“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號。但這樣一來，他們和故土的關係就有點尷尬了，——他這裡一廂情願地保持著舊時風貌“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廣東梅縣客家人黃遵憲語），中原那邊卻早已“換了人間”說起話來滿不再是當年那個“中原音韻”結果，客家便走到哪裡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鄉的子孫後代見了他們，聽著他們那一口現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話”真的要“笑問客從何處來”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隨主便”與土著便難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時時烽煙驟起不可開。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團扎堆，高築牆，廣積糧，建立自己的據地。閩西土樓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客家社區建築。土樓被“老外”譽為“天上掉下的飛碟，地上長出的蘑菇”但在我看來，它怎麼看都怎麼像個大碉堡。體大，樓高，牆厚，處處設防，易守難攻。土樓之中，水井、糧倉、畜圈，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土電話”可以一呼百應。幾十上百戶人家在這裡聚族而居，簡直就像生活在一個全面設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樓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時候，貧瘠的山田也無法讓益增長的人口都吃飽肚子，而摩擦和械鬥又屢不止，於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遠走他鄉。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廣西，有的到了臺灣，有的到了湖南，還有的到了海南島，但都說客家話。在廣西的叫“新民話”或“麻介話”在四川的叫“土廣東話”其實客家話不能算是廣東話，連粵語都不能說就是廣東話，客家話又怎麼能說是廣東話？只不過客家話的大本營在廣東梅縣，四川的客家人也是從粵東北遷移過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粵語和客家話，也就只好管客家話叫“土廣東話”了。

四川、廣西、臺灣、湖南、海南島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際和乾嘉之後從粵東北、贛南和粵中出走的，他們已經不好再算北方人，他們說的話也不好再算北方話。不管他們說的話如何地“客味甚濃”也只能說是一種南方方言。其與普通話之間的差別，雖然沒有閩語、粵語和吳語那麼大，也同樣是“不可同而語”的。

一個族群從西晉開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還到處做客，這可真是個奇蹟，因此也有認為客家不是什麼“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較靠得住的是李如龍先生的結論: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時期南下的中原漢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則時在兩宋之際，地在閩西贛南。不過，客家人從晉南、陝東、豫中、蘇北跑到贛南、閩西、粵東北，又跑到四川、廣西、臺灣、湖南、海南島，歷時數百年，跨地數千裡，實在很是辛苦，我們還是“英雄不問出處”吧！

五、一堆石頭如果如贛語像刀，客家話像圈子，那麼閩語就像是石頭，而且是活化石。

閩語的形態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時候你會覺得福建人說話簡直就是在說古漢語: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臉叫面，黑叫烏，鍋叫鼎，繩叫索，翅膀叫翼，圖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襖叫裘。當兩個福建人相互詢問“食糜未”（喝過粥沒有）或“有佇無”（在不在家）時，你會不會覺得自己進了時間隧道？

閩語既古又怪，既老又雜。閩語原本又叫“福佬話”福佬，是後來之客家對先到之閩人的稱呼。反正福佬就是閩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話卻不好說就是福建話。實際上沒什麼籠而統之的福建話，只有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莆仙話等等，它們都是福建話，卻又都不能對話。這正是福建不同於廣東、湖南、江西之處。廣東人聽不懂廣東人說話，是因為他們並不都說廣東話（粵語）；湖南人聽不懂湖南人說話；江西人聽不懂江西人說話，也是因為他們並不都說湖南話（湘語）或江西話（贛語），比方還有說客家話等等。然而福建人聽不懂福建人說話，卻是因為他們都說福建話（閩語），這可真是沒有道理可講。

事實上閩語也是漢語中內部分歧最大、語音現象最複雜的一個大方言。它不是一塊石頭，而是一堆石頭。往大里數，是三塊，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和莆仙話則是夾在這三塊大石頭中的小石頭。細數，也有數出六塊或九塊的。石頭堆在一起，擠得再緊，也各是各。閩語就是這樣。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莆仙話，這些“石頭”之間的縫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間的差異還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雞同鴨講，不知所云。

看來，清閩語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來的是吳人，是孫權稱霸東南時從江蘇、浙江跑到福建來搞“開發”的。他們把“吳楚”、“江淮”方言帶到了福建，所以閩語當中，還保留了不少原始吳語的特徵。準確地說，那時的閩中，有古吳語，有古楚語，當然還有古閩越語。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過這些先期入閩的吳人和孫吳政權一樣沒成什麼大氣候。真正成了氣候的還是中原來的漢人。他們從中原跑到福建來，原因也很多:有“避亂”的，有“徵蠻”的，有“謫遣”的。比如韓愈，就是“謫遣”韓愈謫貶之地雖然在廣東州，但那正是閩南話方言區。韓愈也好生了得，讓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韓（韓山、韓水）。不難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韓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

中原漢人的大規模入閩，是在西晉末年永嘉喪亂以後。那時中原人每六個就有一個渡江避亂，一等的“望族”隨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寧鎮一帶的方言從吳語變成了官話；二等、三等的只好繼續往南跑，所謂“衣冠八族”入閩，說的大約就是這些人。入閩的路線大約有海陸兩路，定居點則有三個中心，即建甌、福州、泉州。所以，後來建甌話、福州話和泉州話就分別成為閩北話、閩東話和閩南話的代表。當然，現在閩南話的代表已變成廈門話了。這很讓泉州人私下裡嘀嘀咕咕，不以為然，因為廈門本屬同安縣，而同安縣又屬泉州府。但這就像上海話終於取代蘇州話成為吳語代表一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誰財大，誰氣。

遷徙的時間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於閩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於閩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於閩東。

“中原漢人三次入閩之後，閩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龍《福建方言》）最初入閩的中原漢人雖然分散在閩北、閩東和閩南，當真要說話，大約還是聽得懂的。但閩北、閩東和閩南，畢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嶇，既不同風，亦不同俗。說起來福建的情況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遠，北面有吳語擋著，南邊有粵語堵著，西邊呢，又有贛語和客家話攔著。就是想和北方說幾句話，也沒了可能。所以反倒是遠離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語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環境也特別，移民總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較長，移民們也可能溯而上，或順江而下，進入別的地區。然而福建的河都比較短，又大多獨入海，河與河之間又有高大的分水嶺隔著，移民們便只好分別在晉江域（閩南）、建溪富屯溪域（閩北）和閩江下游一帶（閩東）互不搭界地各自折騰。雞犬之聲既不能相聞，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來。沒有往來，也就生分了，最後，便連話都不通。

實際上閩語內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與海。山，就是西北諸山，閩北、閩中、閩西是也。海，就是東南沿海，閩南、閩東、莆仙是也。二者之間的分野“恰好與晉代晉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這也不奇怪。郡縣總是因人而設的。從陸路入閩的進入西北山區，伴建溪而居，於是便有建安郡。從海路入閩的進入東南沿海，伴晉江而居，於是便有晉安郡。前者從仙霞嶺、武夷山向東南發展，後者從東南沿海向西北推進，等到兩郡之間的空間終於填滿時，各自的方言卻早成定局。後來，本屬泉州管轄的木蘭溪域（莆田、仙遊）自成一個二級政區（宋元興化軍、明清興化府），莆仙話便成了閩東話、閩南話這兩塊大石頭之間的小石頭。

歷史、地理、政治一齊使勁，八閩也就互不通。

六、雜品種說完了閩語，就該來說粵語。

粵語和閩語一樣，也是和普通話相異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則為吳語，再次為湘語、贛語、客家話，和普通話相異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內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華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為三組:閩粵、吳湘、贛客。吳湘形成最早，贛客最晚，閩粵居中。吳湘同源，贛客同代，閩粵的關係則有些微妙。

如果說吳楚（或吳湘）是遠親，那麼閩粵便是近鄰。在華夏諸族崛起於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時期，閩粵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別內外，定親疏，有四夷、八蠻、七閩、百粵各人等。七閩、百粵排在四夷、八蠻後面，可見在當時華夏民族的眼裡，閩人和粵人比“蠻夷”還要“蠻夷”甚至直到如今，閩人和粵人在不少人眼裡仍有“非我族類”之，因為他們說的話最難懂，風俗習慣也大相徑庭。千百年前，和他們說話要“待譯而後通”（《鹽鐵論》），現在如果沒有翻譯，也還是困難重重。

百粵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于越”住在福建的叫“閩越”住在江西的叫“揚越”住在廣東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駱越”可見閩粵之間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沒準還是同祖同宗，完全應該“同病相憐”乃至“同舟共濟”的。然而閩粵文化卻並不相同，閩粵之間也少有通。閩語和粵語之間的差異，也不比吳語和湘語、贛語和客家話之間的差別小，甚至閩人和粵人在體質上也不太相同。閩人和咱們一樣，都是蒙古人種，粵人則被疑為馬來人種。其實馬來人種也是蒙古人種的一個分支，叫“馬來亞種”但一說“馬來人種”便想到什麼安南啦，暹羅啦，爪哇啦，有些“異類”的覺。

粵語也很異類。它和普通話的差異，要多到七成以上。閩語和普通話的差異也有這麼多，但閩語是當年中原音韻的遺存。說閩語異類，便未免數典忘祖。再說也沒什麼人說閩人是“馬來人種”粵語，不三不四，怪里怪氣，爪哇人的話，算什麼呢？

其實粵語也是漢語。在海外許多地方，它還被看作是“正宗”的漢語，形態上也並不比閩語古老。閩語中本字無考的讀音很多，普通話填詞的歌曲如果改用閩語來唱，就不倫不類“翻譯”成粵語卻沒什麼關係，因為粵語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讀音系統，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話對換，所以，和閩語相比，它還是更“現代”的漢語。

實際上粵語的源頭比閩語還久遠。因為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移民嶺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將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後，任囂、趙佗又再次平定百越，並留下將士五十萬人鎮守，越漢雜處的局面形成，古粵語也就初具規模。然而現代粵語卻並不是古粵語獨立發展的產物。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不斷受到中原漢語的影響。特別是漢末唐末宋末這三個時期，中原漢人絡繹不絕地進入嶺南，其中不乏名門望族、學士文人。這些人代表著比較先進的文化，來頭大，水平高，便使當地土著逐漸漢化，粵語也就一變再變。

這就和閩語的形成不大一樣。閩語的成型是突變的，粵語的成型則是漸變的。因為對於嶺南來說，大規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後所受之影響不過潛移默化，其間有一個漫長的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過程。福建就不一樣，移民既晚，來勢亦兇，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往往伴隨著中央政權的南移。比如晉室偏安江左，與福建相去不遠；隋中葉全福建人丁不過一萬五千戶，到唐開元時僅泉州就有五萬餘戶人家，可見移民之多。如此鋪天蓋地，則原先散落在八閩大地的那些閩越土著，也就勢必淹沒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沒多少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著結束。因此突變的閩語便相對比較封閉，漸變的粵語反倒有一種開放的格。粵語是很有一點“拿來主義”神的。粵語中外來詞彙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襯衣）啦，的士（taxi出租車）啦，我們早就耳能詳。這種現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粵語突出，也不像粵語那樣喜歡搞“中外合資”同一個詞或詞組中，一半外來的，一半土生土長的，還要把那外來的詞念成粵語腔。

其實這正是粵語的一貫作風。它原本就是中原漢語、當地土話、少數民族語言和外國語的“雜品種”直到現在，粵語中還有不少當年“百越雜處”的痕跡。比如“這”說成“呢”就和壯、侗、傣、黎、布依語相同或近似。又如細想叫捻，抓住叫撳，一團叫一舊，便是壯語。乜、擰等字都念陰調，也和壯語相似。修飾詞放在被修飾詞後面，比如客人叫人客，乾菜叫菜乾，公雞叫雞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壯語的構詞特徵。漢語和壯語雖然都屬漢藏語系，但畢竟不是同一個語族，粵語卻能將它們融為一體。這種融會貫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粵語和粵語文化的特徵。

粵語既然能打通南北東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這就和閩語不同。粵語是一體化的，閩語則是多元化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粵語文化的影響要比閩語文化的影響大。粵劇遠比閩劇或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有名，廣東音樂也遠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術方面，廣東有嶺南畫派，福建卻乏善可陳，因為福建雖不乏人才，但八閩互不通，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鑼齊鼓不齊的，沒法擰成一股繩，也就不可能和一體化的粵語文化相抗衡了。難怪海外的華人雖然閩人比粵人多，粵語卻比閩語吃得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