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指桑罵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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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平板三輪車的是“爺”開的士的則叫“哥”（的哥）。同樣，成了“腕兒”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爺”只能叫哥叫姐，暱稱“星哥兒”、“星姐兒”好像自已家裡人似的。其實“星兒”們即便是哥兒姐兒，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們成不了咱的哥們姐們，就像冒兒爺永遠都不會被人當爺看一樣。這就叫“星星不是那個星星，月亮也不是那個月亮”如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那還叫“搗糨糊”嗎？

其實北京人自己就是“爺”正因為自己是“爺”因此拿誰都敢“開涮"。北京人損人的本事是沒得比的，講究的是罵人不吐核兒。比如臉上皺紋多，就說人家“一臉的雙眼皮兒”雙眼皮是大家都喜歡的，一臉的雙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損的是說人家“一臉的舊社會”所謂“一臉的舊社會”就是一臉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發到舊社會去呀！

這也是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之一—用政治話語開涮。楊東平說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城市季風》）同樣，沒有政治，北京話也會變得寡淡無味。所以，你常常會在新北京人的嘴裡聽到諸如反動、叛變、苦孩子、正苗紅、水深火熱、向主席保證、不能幹階級敵人想幹又幹不了的事情之類的政治術語甚至“文革”語言，但如果你認為他們是在講政治，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在給自己說的話撒點味加點鹽。因此，當他們使用這些政治話語時，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資本主義牆腳”這就不但是“搗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實上新北京話中也不乏江湖氣。匪、狂匪、不吝、渾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兒”的。拔份兒有出風頭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摜頭”不一樣。

“摜頭”往往是虛張聲勢“拔份兒”卻常常要動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條漢子”上海是沒有什麼“漢子”的，趙無眠先生開玩笑說，魯迅在上海住了那麼多年，也才住出“四條漢子”來（《南人北人》）。不是“漢子”又要“摜頭”便難免有些“開大興”的味道。開大興，就是裝假、作偽、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說一些不能兌現的大話和空話。大興，即大興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門外，原來是專門加工非真金首飾的地方。首飾當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貴，所以，大興貨便有便宜貨甚至假貨的意思。開大興，也就是廣州人所謂“大隻講”（說大話）了。

其實北京人也說大話的。

“老子天下第一，誰敢叫板起膩？打噎就是煩你，只因身懷絕技”是不是大話？沒法子，北京是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國最大氣的市民，他們不說大話，誰說？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搗糨糊”我等也當以“倒江湖”視之。

四、活法與說法的確，方言不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說法（表達方式）。就算是“指桑罵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腳”；北方有“立馬”；南方有“落篷”（收場）。

“落篷”這話，北方人是不懂的，因為騎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為何物。

上海人當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們祖上就有不少是坐烏篷船進上海的。不過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車。上海有汽車、電車、黃包車，如果要省錢，也可以“開11路電車”所謂“11路電車”其實就是人的兩條腿；開11路電車，就是步行。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話”—拿現代化生活方式來說事。這話後來別的地方也跟著說，如果他們那裡也終於有了電車的話。沒有電車，有公共汽車也行。

上海俏皮話或上海免費語總是打著這個工商業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業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免費的套牢、解套、價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術語，現在也用於社會生活。一個人如果被某事纏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問人家“到位了嗎”則是問人家是否吃飽。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說法。立升，原本指電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當然售價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當然售價也低，於是上海人便用“立升”來指一個人的財勢。有立升，就是有財勢；立升牢大，就是財大氣。如此，則北京的“腕兒”或“款爺”在上海人眼裡就不過是一臺特大的冰箱。

其實冰箱的檔次和價格並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價格相近檔次相當而容量較大，就顯得實惠。上海人是講實惠的。就連說話，也講究簡明快捷，不喜歡拖泥帶水。他們往往直筒筒地問人家“儂幾歲”本不管對方是大爺，還是小姐。那語氣，就像是在商店裡問價。商店裡的營業員也缺少“人情味”他們常常會直筒筒地問人家“儂買哦”而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問“您瞧著哪件兒可心”上海人的這種說話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問人年齡，是有很多講究的，問老年人，得問“高壽”；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青少年，得問“十幾”；只有對小娃娃，才問“幾歲”饒這麼著，也得多說幾句:“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不興直筒筒問人家“儂幾歲”的。在北京人看來，這就叫禮數；而在上海人看來，這是囉嗦。

上海人不喜歡囉嗦。不是說上海人就不講閒話。上海人也講閒話的，而且，上海人有時比北京人還囉嗦。一箇中文名叫馬天明的美國小夥子會說一口利的普通話。北京人聽了只有一句:“嘿，哥們，夠地道的啊！”上海人卻會發出一連串的嘆:“啊呀呀，馬天明！你的中國話講得這麼好呀！你是在哪兒學的？學了幾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難看出，上海人雖然話多，卻沒有廢話。除表示驚歎外，還提出了問題，表示了好奇。

事實上上海人即便講閒話，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們說話就像辦企業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產出，少支付，多回報，因此即便罵人，也不願多說一句話，能短就短。一個字最好，兩個字還行（如翰大、壽頭、洋盤、癟三、赤佬、推板、搭漿），三個字就很夠意思了。上海人罵人、損人、批評人、對他人行為表示不以為然的口頭禪，以三個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頭呆腦土裡土氣容易上當受騙的人）、阿土生（沒見過世面的土老冒）、十三點、豬頭三。不要以為三個字就簡單，其實裡面的內容蠻“豐富”的。比如豬頭三，是“豬頭三牲”的歇後語，意思是牲口。又因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來罵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個大世界，外地人和鄉下人進了上海，總會有點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因此但凡反應遲鈍者均可謂之“豬頭三”又比如十三點，一般認為和“二百五”是一個意思。但二百五為什麼是十三點呢？有人說是因為“痴”字十三畫，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畫）。又因為有個“點”字，因此“十三點”也叫“蠟燭”意思是“不點不亮”還有“鹹莊”是罵人盡可夫者的。鹹意謂非鮮貨，莊意謂可以賣，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罵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經”當中常常包含著一個動賓結構，比如開大興、軋苗頭、放生意、拆爛汙、講斤頭、掉槍花、搭架子、扳錯頭、塌便宜、尋開心、拆棚腳、扦頭皮、掰雀絲、鑿壁腳、軋臺型、摜頭、吃螺螄、擺噱頭等等。軋苗頭就是察言觀，見風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設計害人；拆爛汙就是不負責任，把事辦糟；講斤頭就是討價還價，談判條件；掉槍花就是耍花招（擺噱頭也是）；搭架子就是裝樣子；扳錯頭就是找岔子（掰雀絲也是）；塌便宜就是佔便宜；尋開心就是戲他人；拆棚腳就是拆臺；扦頭皮就是揭短；鑿壁腳就是說壞話；軋臺型就是出風頭；吃螺螄就是說話結巴。如此多樣複雜的內容，都可以用三個字的動賓結構來表示，恐怕就得歸結為上海人喜歡這樣一種形式結構了。

事實上如果把這些俚語連起來唸，是不難讀出一種上海式節奏來的。明的上海人對話語也打細算。一個字構不成動賓結構，兩個字能行，但不過癮，也少了點味道，四五個字又多了點，還是三個字最合適，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講斤頭”就比“講價”有趣“掉槍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吳語區許多地方人）喜歡這種三字動賓結構。就連維持表面的排場，也叫“撐市面”；就連罵人，也叫“罵山門”五、雅與俗北京人就沒有上海人那麼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說是比較悠閒的。北京不是工商業城市，沒什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也犯不著節省什麼時間。傳統北京的主社會是由達官貴人、公子王孫、文人學士們構成的。他們的生活節奏一言以蔽之慢。你想，官員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爺要拔份兒，他們都要擺譜，也都要講禮數，怎麼能快？有點什麼事，就顛顛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社會是不興“猴急”的。貴人多忘事，貴人話語遲。上社會講究的是處變不驚，見慣不怪，雍容華貴，閒適恬淡，溫文爾雅慢條斯理才顯得有派頭，有城府，有底氣，有修養，大將風度。上以風化下。上社會帶了頭，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緊不慢，邁著四方步，拎著鳥籠子。就連做生意，也跟釣魚似的。大家都不著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時間。

有時間，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說話，最喜歡掰開了，碎了，從裡到外又從外到裡，不說到山窮水盡不罷休，非把死人給說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誇大其詞的。比如說東西少，就說“還不夠牙縫兒”；說個子矮，就說“還沒三塊豆腐高”你想一塊豆腐才多高？個子再矮，也有三百塊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這麼說。

分量上要說夠，數量上也要說足。比如說一個人又又鬼，就說他有“三十六轉軸，七十二個心眼”夠多的吧？因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罵槐”那“桑樹”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說一個人小氣，一般也就說他是“鐵公雞”北京人卻能說出一連串的比喻來:“瓷公雞，鐵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這麼些寶貝，當然都是“一不拔”又比如說凡事都得付出代價，就說“打耗子也得有塊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說一個人長得醜，不招人喜歡，就說“豬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姥姥舅舅是最疼愛外孫外甥的，豬狗則不怎麼挑揀。一個人，如果當真得連豬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愛，那可真是沒什麼指望了。

看來，北京人對待話語，就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講究用好用活用夠用足。持這種態度的還有成都人。我在《讀城記》一書中說過，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說話的兩個族群。他們都是一天不說話就沒法過子的“話簍子”北京人管說話叫“侃”成都人管說話叫“擺”北京人“侃大山”頗有些移山填海的氣派；成都人“擺龍門陣”講究的是鬧熱，麻辣，繪聲繪，有滋有味，沒完沒了，必須極盡鋪陳、排比、誇張、聯想之能事。成都人說話，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過頭”的。比方說，紅，要說“絆紅”；綠，要說“翠綠”；白，要說“雪白”；黑，要說“黯黑”；香，要說“噴香”；臭，要說“傍臭”總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覺得過癮。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種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說，虛作假，在成都人那裡叫“水”；偽劣產品叫“水貨”而一個人說話不算數，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則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兒”等說法。再比方說，一件事情沒有辦成，就叫“黃”或“黃了”其他地方也這樣說。但成都人則進而發展為“黃腔”、“黃”、“黃渾子”、“黃蘇蘇”甚至還有“黃師傅”和“黃手黃腳”等等。

不過北京話和成都話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別。比如公共汽車上擠，成都人會嚷嚷:“擠啥子擠啥子，進火葬場還要排隊轉輪子的麼，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門出不倒門？”北京人卻會說:“別擠了，再擠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見大雅。北京人是從來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說法，他們也要換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貓逗狗兒”；班門斧，則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你不能不承認這些俚語比成語更有味道。魯班門前斧頭固然有點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兒科”的三字經居然拿到聖人門前去賣，那就實打實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別拿武大郎不當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別小看人，不要把人不當人。這就奇怪。要說“別拿呂賓不當神仙”還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過來一想，又覺得特別有道理。你想吧，要是連武大郎都被當成了神仙，還有誰不是神仙？

同樣“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虧一簣”有趣味；“他不把我當乾糧，我也不把他當鹹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頭。民間話語從來就是最生動、最鮮活的，難的是用其俗而不至於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這一點。北京是不乏鄙俗的，比如丫、傻之類的市罵，母豬衚衕、灌腸衚衕之類的地名，但並不讓人覺得俗氣，因為北京是中國最高貴最大氣的城市，有一種其他地方沒有的貴族神。正是這種神，使北京雖有俗鄙卻不至於沉淪。實際上，所謂北京的貴族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趣情‬。它們只可能在北京這個千年古都的特殊環境中薰陶培養出來的。因此，儘管方言俚語都難免“俗”卻唯有北京，能夠化臭腐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話說出最具有藝術的名言來。

六、再說雅俗南京則又是一番風味。

如果說北京有貴族氣，那麼南京就更多文人氣。南京是一個文人倜儻名士風的城市，因此儘管南京也曾有過輝煌時代和英雄業績，卻“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人們記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風月”只有烏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傳說。略帶女人味的文人氣使南京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卻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證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語俗話竟然可以對對聯，或者說竟被人編成了對聯，比如“桃幹”對“杏核”

“皮臉”對“頭”

“搗鬼”對“出神”杏核，指小孩高興（得意忘形則叫“興得一頭核子”）；桃幹，指兒童逃學；皮臉，指不知羞恥；頭，指沒有決斷。興杏諧音，逃桃諧音。桃幹杏核，不過“指桑罵槐”但桃對杏，幹對核，皮對，臉對頭，搗對出，鬼對神，無論字面，還是內涵，都對得上，不能不承認是“工對”馮桂林主編的《中國名城漢俗大觀》中收集了不少這樣的對子，比如“坐冷板凳”對“鑽熱被窩”一個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變處境，就得“鑽熱被窩”（巴結上司）。一冷一熱，一動一靜，一硬一軟，全對上了，又如“眼睛會說話”對“拳頭不認人”也很妙，一個六親不認，一個八面玲瓏，一個愣得不能再愣，一個得不能再，放在一起，對比十分鮮明。此外，如“腳面上支鍋”（暫時安定）對“眼睛裡出火”（看人眼紅）“股上戴眼鏡”（背光）對“喉嚨裡掛燈籠”（貪吃），都堪稱絕妙；“推開窗子說亮話”對“站在樓上唱高腔”

“巧姐難炊無米粥”對“老孃不是省油燈”也很好玩。俏皮話說到這個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實上雅與俗，不過一步之遙，問題是要有那份雅興。如果有雅興，其他方言也可以對出對子來的。比如廣州話“丟眼角”就可以對上海話“吊膀子”廣州話“賣生藕”也可以對上海話“吃豆腐”

“丟眼角”就是飛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則是‮情調‬，騙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對？

“賣生藕”對“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賣風情，後者是男人心懷不軌。女人把自己白的體當生藕賣，男人把女人白的體當豆腐吃，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不過上海人和廣州人大約都沒有這份雅興。這是兩個商業氣很濃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經濟實惠，而不是詩情畫意。有一些詞，雖然並無什麼詩意，但在廣州和上海使用頻率卻很高，比如“撈”和“軋”廣州人喜歡說“撈”謀生、混子、闖江湖叫“撈世界”；從別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從不起眼的事情中獲得很大的好處或利益，叫“撈靜水”；得到了好處和利益，或者獲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務，叫“撈雞”；發跡、高升、飛黃騰達，叫“撈起”；沒什麼正當職業，專靠坑蒙拐騙過子的人叫“撈家”；而出賣相的女人就叫做“撈女”反正世界是隻大砂煲，就看你會“撈”不會“撈”上海人喜歡說“軋”朋友叫“軋朋友”；湊熱鬧叫“軋鬧猛”；看風頭叫“軋苗頭”；一手叫“軋一腳”；婚外同居叫“軋拼頭”；而受氣吃癟則叫“吃軋頭”

“軋”也好“撈”也好，在我們看來都不怎麼好聽，也不怎麼雅—一個讓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個讓人想到開著車去碾，但廣州人和上海人似乎無所謂。

廣州話中還有兩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覓食、謀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錢、搵米路；宰客、騙人、討便宜則叫搵丁、搵笨、搵老襯。抵指有價值的意思。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灑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活該受窮）乃至“抵死”（該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樣“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樣“擺”（擺龍門陣），大約“唔抵”那就算了吧！

當然，廣州人也要“傾”（傾偈），也要“嘆”（嘆世界）。否則，就不會有“一盅兩件嘆早茶”的說法。嘆，在粵語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來，在街上溜達溜達，然後走進酒樓，挑一張桌子坐定，即有小姐來上茶。再隨便要一兩樣點心，便可以邊吃邊聊直到早茶收檔，可真的稱得上是“嘆世界”（享清福）啊！

廣州人要“嘆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館”但他們不會像成都人那樣把茶館當作“民間政協”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把侃大山當作一種“事業”甚至“職業”（比如說相聲）。他們的“嘆世界”也好“小樂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樂子”更多物質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樂”更多的是因物質生活不足而到神領域去“找補”因此很容易發展為“貧嘴”可見同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說起話來，自然就風格各異。關於這一點，我在《讀城記》一書中已講得夠多，再寫就成“搗糨糊”了，還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