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指桑罵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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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費解、難懂、易生歧義，所以還是要說普通話。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說，就可能比普通話有趣。

一、麻煩與趣味方言這玩意，有時想想是很麻煩的。

比方說本。在東北人嘴裡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裡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裡，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幾本？其實一本也不本，是本。

方言中的麻煩不少。除了語音的問題，還有詞彙的問題。比如廣州話把危險叫做“牙煙”把兒媳婦叫做“心抱“，就很費解。危險怎麼是牙齒冒煙呢？兒媳婦又怎麼能用“心”去“抱”？

“本地狀元”的說法也很可笑。所謂“本地狀元”其實就是麻風病人。如果“本地狀元”是麻風病人，那麼“外地狀元”是什麼病人？艾滋病嗎？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湊在一塊”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飯，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聽了，還不得嚇出一身冷汗？共埋？什麼共埋？殉葬啊？

想想廣州人也真有意思，他們忌諱“死”卻不忌諱“埋”說“埋”的事情不少。比如進店叫“埋棧”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頭”算賬叫“埋數”結束叫“埋尾”結賬叫“埋單”埋什麼單？當然是賬單。北方人不懂“埋單”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埋單的時候要付錢，便想當然地寫成“買單”後來清是“埋單”了，又猜想這大約是因為廣東人要面子，才會用鈔票把賬單“埋”起來。其實“埋”在粵語中，有“靠攏”和“閉合”的意思。所以“埋櫃”可以暗指搶劫（搶劫要靠近櫃檯）；“埋街”也可以暗指從良（意謂女關門不再做皮生意）。埋單，則應該理解為把賬單“合”起來，而不是“埋”起來。它既不是拿錢購買賬單，也不是用錢埋葬賬單。

方言費解、難懂、易生歧義，所以還是要說普通話。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說，就可能比普通話有趣。廣州有句話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朋友，但比“酒朋友”更俏皮，因為有雙關的意義。廣州人把混叫做撈，把泡叫做煲。混子就叫撈世界，泡電話就叫煲電話粥。吃沙鍋，是既要“煲”又要“撈”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於他們“煲”的是不是“無米粥”（沒有結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曉得。

這樣形象生動的說法全國各地都有。成都話“貼心豆瓣”上海話“連檔碼子”武漢話“夾生紅苔”北京話“柴禾妞兒”和廣州的“砂煲兄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柴禾妞兒”就是鄉下姑娘；夾生紅苔，就是又蠢又輩又不懂規矩的人；連檔碼子，就是同夥；貼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說，就特別有味。尤其是“貼心豆瓣”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和風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來做醬的。醬諧音將，貼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將。但這干將再貼心，也不過豆瓣醬。豆瓣醬的用場，無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鍋。所以，當成都人說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貼心豆瓣”時，譏諷調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實，甭管什麼方言什麼話，只要說得好，說得漂亮，說得有趣，就有藝術。藝高人膽大，北京人手藝（也許得叫“嘴藝”）好，就特別敢說。比如說一個人，北京的說法是“要是長，就成猴了”；說一個人壞，是“拍拍腦袋，那膿水兒就能從腳底下出來”；說一個人為了巴結別人東奔西跑地獻殷勤，就叫“狗顛股三兒”；說一個人笨，則叫“人家偷驢，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為什麼比較有趣呢？因為方言是民間話語，不像官話那樣有許多講究。官話的講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統一、規範、標準。不統一，不規範，不標準，就沒法讓儘可能多的人聽懂，也就不成其為官話了。方言則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個地方的人聽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聽不懂的詞兒，就連北京話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氣）、不吝（不在乎）、立（輸光戰敗）、火（著急上火）、底兒（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免費的當代方言，外地人聽得懂的也不多。

多樣也帶來了豐富。比如“打”在粵語中就有十幾種說法。除了一般的打，還有（用拳頭從上往下打）、撻（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鑿（曲著指節從上往下敲腦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粵語方言字表示的說法恕不一一列舉），正所謂“怎一個‘打’字了得”？

這是古風。古人說話，其實比今人講究。比如肌皮膚，在古代就不是一個概念。人曰肌，獸曰；人曰膚，獸曰皮。皮是和聯繫在一起的。長在皮上，所以說皮皮“皮之不存，將焉附”人身上沒有，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膚”同樣，是可以吃的（食或食）。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只能叫“肌”

“肌膚受之父母”不能說成“皮受之父母”；而大老爺在堂上恐嚇人犯，說“從實招來，以免皮受苦”實際上就有點不把人當人了。

後來就沒有那麼多講究了。肌皮膚，混為一談。因為語言要統一，許多地方都得馬虎一點，只好含糊其辭。簡單、含混、線條，才易於通，所以普通話往往疏，方言反倒過細。比如“沒有”閩南話就分“無”和“未”無是不存在，未是還沒有，一個立足於空間，一個立足於時間，但到了普通話那裡，統統都是“沒有”難怪方言的表現力比較強了。

二、吃不了兜著走方言豐富、有趣，大家便都愛說方言，至少在親朋好友們聊天時是這樣。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廣州叫“傾”（傾渴），成都叫“擺”（擺龍門陣），東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諞”（諞傳），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說法最有意思。宣是講，荒是遠，也是荒唐荒誕，甚至只不過道聽途說的“荒信兒”宣荒，自然可以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從家長裡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閩南人的說法也很絕，叫“化仙”—烏龍茶一泡，榕樹下一坐，看著起落雲散雲飛，天南海北隨心所地聊開去，便飄飄仙了。

方言中的話多驚人妙語，我懷疑就是聊天時聊出來的。方言不同於官話，除了有和官話相同的那些用途外，還多半用來說閒話。說閒話的特點是放鬆，是百無忌，用不著一本正經，周吳鄭王。可以胡說八道，可以信口開河，可以張冠李戴，可以指桑罵槐，甚至可以不考慮語言的規範，因為萬一“吃不了”還能夠“兜著走”事實上說話一旦隨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讓人拍案叫絕的說法。比如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張牙舞爪耀武揚威甚至叫板挑釁，武漢話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為抖擻，也可以理解為抖摟，還可以理解為振作（抖起神）。不過，狠，是骨子裡的東西，如果都“抖”了出來，一眼讓人看穿，顯然是不智之舉，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虛張聲勢。如果對方比他還狠，他就會一邊開溜，一邊說:“你等著，我回去叫我哥哥來！”北京話當中形象生動的說法更多。比如說一個人不識抬舉，別的地方叫“給臉不要臉”北京叫“給臉不兜著”這“兜著”就比“要”生動，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說你這傢伙平時就沒什麼人賞臉，好容易有人給了，還不趕緊兜著？又比如一個人行為乖張，就說他“吃錯藥了”；脾氣暴躁，就說他“吃槍藥了”；態度惡劣，就說他“吃了耗子藥”；無所畏俱，就說他“吃了豹子膽”；一點小事就興高采烈，則說他“吃了蜂屎”蜂是釀的，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況蜂屎才多大一點？小甜頭麼！

上海人也愛說“吃”比如吃牢（認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癟（壓服）、吃慌（著急）、吃酸（棘手）、吃排頭（挨訓）、吃生活（捱打）、吃夾檔（兩頭受氣）、吃馬（聽奉承話）、吃花功（受人惑）、吃賣相（只看外表），就連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也叫“吃紅燈”紅燈是管制通的，怎麼能“吃”呢？上海人也“吃”紅燈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佔女人的小便宜。說些輕挑的話啦，做點小動作啦，嬉皮笑臉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體上屬於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使人聯想到女人的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沒有人願意“吃官司”也沒有人願意“食死貓”

“食死貓”是廣州話，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人不說“吃”而說“食”比如食谷種，就是吃老本；食米，就是白吃飯；食貓面，就是被申斥，相當於上海話的“吃排頭”；食碗麵反碗底，就是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最讓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飯”意思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相過子。

“食拖鞋飯”和“吃豆腐”正好一對，都不怎麼體面，但前者更沒面子。

一個人，如果總是“食死貓”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運氣不好了。運氣在吳語中叫做額角頭，也叫額骨頭。額骨頭也就是額頭。運氣為什麼叫額頭呢？大約因為運氣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額頭。所以，一個人運氣好，在吳語中就叫“額骨頭高”或“額角頭高”甚至直接就叫“額角頭”比如“儂今朝額角頭”就是“你今天運氣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額骨頭最高的人是蘇小妹。蘇小妹據說是蘇東坡的妹妹，曾被蘇東坡作詩取笑說:“腳踵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可見其額頭之高。小妹也不含糊，當即以老兄的長臉作答，道是“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方到嘴邊”也可見其臉面之長。看來兄妹兩人都其貌不揚，一個“衝頭”一個“馬臉”正所謂“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額骨頭最高的神則是壽星。誰都知道，壽星的額頭又大又高還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個“壽頭”然而在上海“壽頭”卻是罵人的話，意思和北京的“傻”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氣就叫“壽頭壽腦”上了當還一點覺都沒有的則叫“壽頭麻子”（也叫“壽頭碼子”、“壽頭模子”），而呆頭呆腦、土裡土氣、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壽”這就奇怪，難道做壽星不好？原來此“壽頭”非彼“壽頭”它不是壽星頭，而是豬頭。江南習俗，冬至之前，要買豬頭醃透風乾以備敬神之用，又尤以額頭皺紋如壽字者為上選，叫“壽字豬頭”簡稱“壽頭”（參見薛理勇《閒話上海》）。所以，壽頭的意思就是豬。顯然，誰要是做了壽頭，或被看作壽頭，旁邊便多半會有人在磨刀子了。

“壽頭”既然是豬“衝頭”也跟著倒黴，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負，不斬白不斬的“翰大”；而慫恿那些“壽頭壽腦”的傢伙衝鋒陷陣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漁利的行為，就叫“斬衝頭”上海人一個個“門檻來兮”好容易逮住一個“壽頭”豈有不狠狠“斬一記”之理？

真不知長著一個大沖頭的壽星老兒聽了會作何想。

大約也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了。

三、搗糨糊，還是倒江湖上海人把傻叫做“壽”成都人則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兒（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頭傻腦）。傻為什麼是瓜呢？原來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蘆瓜，而是“傻瓜”去掉一個“傻”字，就成了“瓜”豬頭變壽頭，傻子變瓜兒，其實都是方言在“搗糨糊”它總是在那裡指桑罵槐，其結果，是得我們連這三個字究竟是“搗糨糊”還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楊東平先生的隨筆集《最後的城牆》中就有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我同意東平兄的意見“倒江湖”也好“搗糨糊”也罷，都有點調侃，有點無奈。但“倒江湖”在調侃無奈的同時，畢竟還多少有點身手不凡、高深莫測的英雄氣“搗糨糊”就純粹是調侃甚至嘲諷了。它往往有胡鬼、瞎折騰、惹是生非、調皮搗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頭很大，貨不怎麼樣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搗也是糨糊。搗得越起勁，就越可笑。再說，什麼不好搗，搗糨糊？所以，誰要是自稱“搗糨糊”那他不是自謙，就是自嘲。

然而語言又是需要“搗糨糊”的。因為語言既不能“鬧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騰不起。要想生動活潑一點，也就只有“搗搗糨糊”北京人就最會“搗糨糊”北京人是語言天才。話語到了他們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貝利腳下一樣，怎麼玩怎麼轉。一個普普通通的詞，他們也能玩出花樣來。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詞，可北京人卻整出顛菜（走人）、來菜（好事來了）、出菜（出活、出產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著）、暈菜（暈頭轉向）一連串新詞兒出來。這可真是太會做“菜”了。至於這些“菜”之間有什麼關係，那就只有天曉得，所以是“搗糨糊”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很多，一般地說有移花接木、掐頭去尾、顛三倒四、含沙影好幾種，總的來講是怎麼好玩怎麼說，怎麼俏皮怎麼講，哪怕把話倒過來說。

比方說“爺”這個詞，原本是尊稱，可在新北京話當中，就未必了。許多被稱作“爺”的，其實不是“爺”也沒人當真把他們當“爺”冒兒爺（土裡土氣、傻頭傻腦、沒見過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兒爺（拉平板三輪車的）也不是，侃爺和倒爺，包爺（包攬訟事的人）和攬爺（招攬顧客住店的人），當然也不是。還有“捧爺”是專門給人捧場的，能算“爺”嗎？諸“爺”之中，也就“款爺”還對付。但他和這麼些“爺”們混雜在一起，就算是“爺”也不是“爺”了。事實上款爺們雖然一個個財大氣牛烘烘，北京人還真不會打心眼裡把他們當回事。不就是有倆錢嗎？拿去買兩蠟燭三刀紙，愛上哪燒上哪燒去！